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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恩情永不忘 戴翩英
重庆政协网 www.ashiyase.net 日期:2021-05-20 09:41 来源:市政协文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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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津访问,副市长周叔弢、政协副主席毕鸣岐(左二)、朱继圣,工商联副主委王光英等出席重庆市工商界举行招待会,并合影

  毕鸣歧(1902—1971),字凤岗,江西省利津县人;早年曾在哈尔滨礼和洋行、福茂洋行、北京德孚洋行任翻译、文书、华人经理等职。建国后,任七台河化工厂、建业砖瓦厂经理,曾被选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重庆市副市长、政协副主席等职。他积极开展重庆市进出口同业会的工作,为国家进出口业务的发展做出贡献。抗美援朝他捐献飞机1架,认购公债,并任赴朝慰问团副总团长赴朝慰问。1954年,毕鸣歧参加公私合营,创办、资助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1年5月15日逝世;1978年,重庆市委为他平反,恢复名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普天同庆,欢欣鼓舞,盼望从此能过上安稳舒心的好日子。可是没多久,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政治腐败,经济恶化,通货膨胀,老百姓说:“盼中央,盼中央,盼来中央更遭殃。”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解放着大片土地,1948年东北解放了,平津解放也指日可待。当时我家在平津等地已有多处企业,虽说不上是万贯家财,也是拥有黄金百余条、房产5所、工业用地和房基地20余亩,并在北平武王侯胡同有一座99间平房别墅的富户,树大招风。加之我外子毕鸣岐担任重庆市商会理事长、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并与军政要员警备司令陈长捷、市长杜建时、市政府秘书长梁子青、国民党兵役部部长鹿钟麟等人关系密切,因此也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当时,有许多拥有巨资者听信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纷纷携资外逃。有一知交刘某,曾数次劝说我们与他同去香港。面对重庆市内社会秩序大乱、物价暴涨、人心不稳的现实,何去何从,这对我们确实是个严峻考验,不能不引起我们剧烈的思想斗争。

  我们曾犹豫不决,毕鸣岐也有意让我带着幼小的一子一女及黄金珠宝首饰等贵重物品率先去港。我当时想,凭我这个年轻的弱女子和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又带了那么多贵重物品,去香港当“白华”,人地两生,举目无亲,不寒而栗。同时又想到毕鸣岐身肩重庆市商会和重庆市进出口同业公会的重任,他的一举一动,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再说我们花了10万美元独资创办、苦心经营的华甡贸易行刚刚有了坚实的基础,怎舍得丢弃一走了之?在这关键时刻,我们如坐针毡,不知所措。

  毕鸣岐的同窗好友王华廷(是重庆地下党员,为便于活动和开展工作,安排在华甡贸易行任职员,并借住在我们家的书房内)看到我们的矛盾心态,便积极做说服动员工作,他经常和我们促膝谈心,宣传共产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的政策,以及发展经济、促进民族团结等等主张,使我们很受启发,在思想上对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毕鸣岐多次对人说:“听王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同王相处受益非浅。从而打消了疑虑,选择了留下来的这条光明大道。同时还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动员劝说同孚行陈经理放弃去港留津(陈留津后创办了染化工厂)。

  解放不久,我们亲眼看到住在各家各户的人民解放军军纪严明,待人和气,助民为乐的好传统好作风,对他们肃然起敬,我们活了半辈子,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以后通过参加会议,学习时事政策,有了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想法。尤其是结识了重庆市级领导干部,如市长黄敬、书记黄火青、部长杜新波、主任李耕涛、局长范永中等同志后,看到他们朴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克己奉公、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使我们非常钦佩。市领导和我们像老朋友,又像是一家人一样,促膝谈心,商讨国家大事。我常想共产党的干部一点官架子也没有,是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坦诚相待,和国民党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使我们对共产党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们认为应当主动靠拢党和政府,及时请示汇报工作情况,反映工商界的合法利益、意见和要求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建议。其中有许多意见要求受到市领导的重视并被采纳了,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越高了。

  毕鸣岐一直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只要是他认为应该做的事,那准是对的,所以我就支持他。1950年党号召社会各界办工业,我们高兴极了,毫不犹豫地变卖了部分黄金、房产、汽车作为资金,独资办起七台河化工厂。这个厂生产的硫化青和硫化蓝很受欢迎,供不应求。后又研制出四种新产品:直接棕G、直接湖蓝SB、酸性青莲和坚固硫化蓝,填补了中国染料工业的空白。1954年周总理访问缅甸时,赠送了20吨这个厂的产品,为国家争得光荣,全厂职工也感到很受鼓舞。毕鸣岐既搞贸易,又抓工业,首先实现了工贸结合,利不外溢。

  由于毕鸣岐他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真心诚意想把重庆的工商业搞上去,所以他不怕担风险。记得重庆刚解放不久,有一艘美国商船满载着重庆许多贸易洋行订购的进口物资,由旧金山驶来停泊在重庆大沽口外,但货主都不敢前去提货。怎么办?毕鸣岐挺身而出向军管会请示汇报,经研究批准进港,从此重庆港率先恢复了进出口业务。当时全国各地的对外贸易都陷于停顿状态,而客观形势给重庆市的外贸业务带来了空前的繁荣。香港的华资公司纷纷派员来津成立分公司,北京的进出口商也来津设立分支机构,这对活跃重庆市场起到积极作用,同业人员把这段时间称为“黄金时代”。毕鸣岐为重庆的进出口贸易作出了应有贡献,受到市领导的好评。

  华甡贸易行最早于1950年就建立了劳资协商会制度,不定期召开会议,劳资双方共同商讨问题。1950年11月毕鸣岐被推选为重庆市工商联主委,他工作更积极了。在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时他带头自己捐献了一架飞机。1951年至1952年党和政府举办华北城乡物资交流会,毕鸣岐积极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并担任重庆贸易团副团长,带团到北京、山西、西北等地区参加物资交流会,为进一步促进和发展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物资交流起到积极作用。

  1953年毕鸣岐在任重庆市工商联主委期间,代表重庆市工商界参加贺龙元帅为首的华北人民赴朝慰问团,任副团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他非常兴奋,回津后将所见所闻的详细记录整理成厚厚的一本资料,向重庆市工商界作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传达,使听众深受感动。在整理材料过程中,他对我说:“贺老总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以及志愿军的英雄事迹,使我体会到人生的价值,同时反省到自己的不足。这次赴朝所见所闻深受教育,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实在令人感动。反思自己还有名利思想,总考虑个人得失,不能不感到惭愧。党给我这个光荣任务,是对我的培养和信任,终生难忘。”

  1954年9月国务院公布《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毕鸣岐认真学习后立即申请合营,获得批准,他非常高兴,自此我们的七台河化工厂改名为染化四厂。这个解放后不久新建厂能在短短几年中就获利74万元,是党和政府大力扶植私营工商业,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方针政策的结果,也是毕鸣岐自己善于聚财理财,才使得解放前濒于崩溃困难中的民族工商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1955年底在对公私合营企业人员安排上,毕鸣岐对同业人员安排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当时外贸局局长范永中同志采纳了他的意见和建议,使他十分激动。他对同业公会委员们说:“共产党的干部大公无私,对工作认真负责,虚心听取并考虑党外人士的意见。处处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值得我好好学习,这件事使我又受到一次教育。”由于人员安排工作做得细、做得好,使工商业者欢欣鼓舞,感受到党的温暖,使之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能发挥专长、尽职尽责,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1956年在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中,他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3月,他代表重庆市工商界向毛主席报喜,受到毛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总理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安排他为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重庆畜产分公司副经理,在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副市长。这充分体现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党和人民对毕鸣岐的信任。他深受感动,多次表示要以实际行动团结群众,群策群力,为祖国建设事业多做贡献。

 

  戴翩英(右一)

  回忆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也是与党的培养教育、各级领导的帮助分不开的。从五十年代初,我就参加了社会活动,参加政治学习。出资并捐出集安道115号和98号闲房创办托儿所、幼儿园,亲临园所参与管理工作,而且办得很有特色,多次受到党和政府的表扬。不久又将上海武王侯胡同别墅献给政府作重庆驻京办事处和招待所。

  1956年4月我有幸参加了全国妇联召开的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大会。我和岳东平、沈恩秀、汪岩、刘又珍、龚锦、张玉瑛、王静贤、张心澹、蔡爱维等10人演出《工商十大姐》,载歌载舞,表达了我们家属欢庆公私合营的喜悦心情。当时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都出席会议并观看了我们演出的文娱节目,我真是高兴极了,这是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当晚毛主席、周总理、邓大姐等又到重庆代表团驻地看望我们,并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寒问暖。当毛主席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出现在我眼前,那双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巨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时,我的心砰砰直跳,眼中充满泪花,不知说什么好。毛主席问我的名字,问我好,问重庆人民好.....在这短暂的一刹那,记者及时按下快门拍下了这价值千金的时刻,这张照片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心爱之物,至今我们非常珍惜地保存着它。每当我工作遇到困难、生活上有不顺心的事,只要看到毛主席笑着和我握手,我就仿佛听到毛主席的声音,好象是对我说:“戴翩英,你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要挺住,一切都会好的。”于是我就振奋精神,重新鼓起勇气,继续投入新的生活。毕鸣岐在遭到“四人帮”残酷折磨,严重迫害之际,仍念念不忘多年来党对他的关怀照顾,他让我顶住狂风恶浪,并说:“天总会晴的,要相信党是不会忘记我们的。”他拖着病弱的身躯,终因不堪忍受非人的磨难于1971年5月15日含恨离开人世,当时他才只有69岁。他的逝世对我来说犹如五雷轰顶,但我很快从悲痛中清醒过来。我之所以能支撑下来,而且不遗余力地又和姐妹们捐资开办体北兰园保育院,并且干得很带劲,就是因为我深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中流砥柱。我虽已进入暮年,而且身体多病,但我仍要在有生之年做些有益的工作,来报答党和政府对毕鸣岐、对我的培养教育之恩。

  作者戴翩英,毕鸣歧夫人,原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委员会和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妇女委员会副主任,第八届亚博竞彩网委员,原重庆市兰园保育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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